上海改革开放与上海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的成就和经验
权衡:经济学博士,研究员。曾任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2019年2月28日起,任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被推荐为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专职副主席人选。
本文关键字:经济快速增长;对外开放水平高;服务业比重增加;城市服务功能迅速提升。
上海一直以开放著称,改革开放和创新也一直是上海的特点、品质,是上海的影响力所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未来会如何发展,首先必须放到改革开放40多年的背景下来看。其次,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的发展也要放到全球格局变化的大背景下来看。如今,不仅世界经济格局在发生深刻变化,地缘政治、国际体系也在慢慢发生变化。第三,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的发展也要和国家战略联动结合起来看。目前,我国的国家战略包括“一带一路”、上海“五个中心”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等,把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的发展和这些战略联动起来,可以更好发挥战略叠加的优势。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上海的经济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增长量
2018年,上海的GDP规模是3.2万亿人民币,而北京、广州、苏州、杭州、南京分别为3.0万亿、2.3万亿、1.8万亿、1.3万亿和1.2万亿。中国目前仍处于中等收入略偏上的阶段,即人均9000美元,世界银行对发达经济体人均收入的标准是12055美元,而上海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标准,说明上海的人均收入已经进入发达经济体的行列。
图1:1978年-2018年上海、北京等城市的GDP规模(单位:亿人民币)
2.高速的增长速度
2008年以前,上海的经济增长始终领跑全国。2008年以后,上海经济增长的速度慢慢降了下来。1993年,浦东开发开放,上海以此为契机,GDP保持高速增长,其中1993年为36.3%,2018年为6.7%,平均增速为13.1%。
图2:1978年-2018年上海的GDP增长率
从2008年以来到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进入了减速的过程,为什么会减速?学术界有几种解释,经济学家林毅夫提出一种叫周期性减速的概念,这是由于外部金融危机的冲击造成的。这种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经济是有波动的,经济受到外部的危机冲击影响,增速开始缓慢,按照凯恩斯理论,可以扩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经济抬上去,这就是所谓的逆周期调节或者反周期调节。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2008年以后,各国都采取了逆周期的调节,但是除了美国,其他国家的经济都没起来。中国经济减速的第二种解释叫做人均收入收敛假说,意思是一个后起的经济体的发展,它在经济收入低的时候,增速非常快,因为它要赶超高收入经济体,但当人均收入水平很高的时候,它会自动有一个收敛,速度会逐渐出现收敛。这个假说适用于欧洲的国家,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到高收入经济体的阶段,收敛的假说并不适合。
3.服务业比重增加
综合来看,中国经济减速的现象与中国的经济结构变化有关联,可以称之为结构性减速。所谓经济结构性减速是什么?就是中国经济也好,上海经济也好,服务业的比例超过了制造业,而且占比越来越高,制造业的比例、第二产业的比例越来越低。早在1999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所占比重就超过了50%(全国是2015年),2018年更是高达69.9%。上海初步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图3:1978年-2018年上海第二、第三产业结构比重
上海经济增速减速或者放慢跟结构是什么关系呢?主要体现在经济结构中的劳动生产率有很大的不同。一般来说,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非常高。但是一旦服务业超过制造业,服务业里的劳动生产率就比制造业要低很多。在上海乃至全国,服务业里的劳动生产率比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至少要低2/3。
宏观经济学里有个概念叫鲍莫尔成本病(Baumol's cost disease,有时简称cost disease),整体上看,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更难以提高,正如在表演艺术市场上,三百年前的莫扎特四重奏要四个人演,三百年后依然要四个人。因此,服务业的发展成本会越来越高,这意味着服务业的收费变高,但生产效率在慢慢降低,用人成本也在增加,因为服务业就业的比例比制造业就业的比例要多得多。如果不是以研发、金融或者高科技驱动的服务业,而是中低端的生活消费类的服务业,那劳动生产率会更低。之所以硅谷的劳动生产率非常高,是因为它属于高科技密集型产业,单位产出的劳动生产率非常之高。目前,在上海经济发展中,服务业占比非常高,但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却上不去,那相对而言它就属于下降,除非是研发类的高端服务业,这类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会很高。
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在于劳动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率,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这个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次讲话中都曾提及。全要素生产率主要由三要素组成:一是技术进步率,也就是技术进步本身;二是劳动生产率;三是资源配置效率。这三个要素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近几年都出现了问题。
一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程度恶化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就是去产能,而产能过剩的原因就是因为资源错配,导致资源配置效率恶化。比如金融、房地产领域一些有效的资源没有被很好的配置,被错配到了不需要的行业。一方面是随着房地产的高速扩张,金融行业也在跟着一路扩张;另一方面,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等产业大量过剩。在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人们对这些行业的需求在逐步下降,但这些行业的产品还在大量生产。因此,资源错配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下降,是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不高的一个原因。
二是当劳动生产力进入服务业之后,服务业的比例虽然越来越高,但劳动生产率却下来了。而且研发高科技类、人力资本密集型的服务业比例还不高,绝大部分服务业和生活消费有关。当经济结构调整了,而劳动生产率上不去的话,全要素生产率就一定会下来。
三是技术进步率。第三产业比例上升之后,生产效率不高,经济增长便开始下滑,这就是结构性减速,而且具有一定趋势性。
因此,要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包括推动上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维持上海稳定的增长速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关键,是核心。在无法继续投入成本的情况下,要靠效率,靠已经投进去的资源配置效率、劳动生产率,就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目前,具有国际意义的城市群分列在美国(东北部大西洋城市群和北美五大湖城市群)、英国(伦敦城市群)、法国(巴黎城市群)、德国(莱茵-鲁尔城市群)、荷兰(兰斯塔德城市群)、日本(东京城市群)等几个国家,这几个国家的城市群的劳动生产率都十分高。根据《2010年中国城市群发展报告》,经过10-20年建设,要将“长三角城市群”建成国家综合竞争力最强的世界级城市群。根据世界劳工组织(ILO)2016年数据(以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2016年美国平均劳动生产率为5.3万美元/劳动力、英国是8.4万美元/劳动力、法国是10.3万美元/劳动力、德国是9.1万美元/劳动力、荷兰是10.4万美元/劳动力、日本是9.3万美元/劳动力,而长三角城市群只有2.2万美元/劳动力。此外,根据全球竞争力报告2016-2017年数据,和世界城市群所在国的国家创新水平相比,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政府行政效率、基础设施、高等教育、金融市场发展等方面还有很大增长空间。
表1:世界城市群所在国家全球竞争力排名
分项/世界排名 | 美国 | 英国 | 法国 | 德国 | 荷兰 | 日本 | 中国 |
---|---|---|---|---|---|---|---|
知识产权保护 | 22 | 6 | 23 | 17 | 7 | 12 | 51 |
政府行政效率 | 22 | 14 | 48 | 15 | 12 | 19 | 35 |
基础设施 | 11 | 9 | 7 | 8 | 3 | 5 | 42 |
高等教育和培训 | 8 | 20 | 21 | 16 | 3 | 23 | 54 |
金融市场发展 | 3 | 16 | 31 | 20 | 37 | 17 | 56 |
创新成熟度 | 2 | 9 | 15 | 3 | 6 | 4 | 29 |
全球竞争力排名 | 3 | 7 | 21 | 5 | 4 | 8 | 28 |
根据2016年的数据,无论是人口密度还是人均GDP,作为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城市的上海,和世界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之间的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其经济活力的世界排名也是明显低于其他核心城市的。
表2:世界城市群核心城市全球经济活力排名
城市群 | 核心城市 | 人口密度 (平方公里) | 人均GDP (美元) | 全球经济活力排名 |
---|---|---|---|---|
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 | 纽约 | 10935 | 69915 | 1 |
北美五大湖城市群 | 芝加哥 | 4594 | 58861 | 12 |
多伦多 | 4457 | 45771 | 9 | |
英国伦敦城市群 | 伦敦 | 11054 | 57157 | 2 |
欧洲西北部城市群 | 巴黎 | 21067 | 57241 | 5 |
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 | 东京 | 14796 | 43664 | 3 |
长三角城市群 | 上海 | 3816 | 17120 | 18 |
4.对外开放水平
改革开放40多年,上海对外开放的水平是非常高的。由于受到国家大环境的影响,上海对外开放水平和国家对外开放水平波动趋势相同,但是上海的对外开放水平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8年,上海对外开放水平是1.05,全国是0.33,上海是全国的3倍(注:某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等于该地区的(进口+出口)/GDP)。
图4:1978年-2018年上海及全国对外开放水平(单位:%)
5.实际使用外资规模快速增长
上海自从浦东开发开放开始,逐渐走向全面开放,上海实际使用外资规模也从1992年的12.6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173亿美元,增加了12.7倍。
全球化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资本的流动。不管是流出还是流入,对于发达国家是流出,对于我国而言就是流入,流入对于我国来说就是吸引外资。如今,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营商环境。国际自由贸易港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低税收,或者是有一定税收优惠,这是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未来要考虑的问题。
6.城市服务功能迅速提升
2018年,中国营商环境提升了32位,位列全球第46位。其中,上海权重为55%,北京为45%。虽然排名有所提升,但总的来说,中国的营商环境在全球的排名不是很靠前,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
上海股票、期货、外汇、黄金等金融市场交易量位居世界前列。
上海口岸贸易总额占全球的3.2%,跃居世界城市首位。上海集装箱吞吐量连续8年位居世界第一,成为全国第一个、全球第五个航空旅客年吞吐量突破1亿人次的城市。上海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平均期望寿命超过83岁。以上这些数据都说明了上海的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在进一步提升。
那么,这些成绩是如何取得的?这取决于上海的城市功能定位和发展战略。上海是靠吃改革饭、走开放路、打创新牌发展起来的,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实践的生动缩影。“五个中心”建设、“四大品牌”建设、城市能级与核心竞争力的提升,都与上海的城市功能提升有关。
我国改革开放最有革命意义的是三件事情。一是建立深圳经济特区。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创举。二是我国加入WTO,这标志着中国在规则上开始跟国际接轨。三是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自贸试验区的建立意味着中国在新一轮的投资贸易规则的制定中主动要求参与权、发言权。我们要从规则的跟从者、服从者向规则的参与者、制定者转变。